人物 | 戴长征：比较政治学的现状与未来
比较政治学的现状与未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戴长征教授
戴长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治学部部长、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获法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国家重大人才计划入选者，中宣部“四个一批”暨文化名家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市优秀教师，惠园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比较政治经济制度等。主要讲授课程：政治学前沿问题、国家理论专题（博士生），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权力现象学、政府工具（硕士生），政治学、行政学、国际战略学（本科生）等。
中国政治学会、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等国家一级学会常务理事，经济外交研究会副会长，国际行政科学学会中国专家委员会成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委。韩国首尔国立大学行政大学院（2002.08—2003.08）博士后，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2011.08—2012.01）、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政治学系（2016.07—2016.08）高级访问学者。
高校从教30多年。先后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次）、北京市优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三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优秀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三次）、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优秀教师、王林生奖教金、科研标兵、优秀研究生教育工作者、优秀研究生导师（三次）、优秀共产党员（三次）等奖励或荣誉。
（访谈视频）
Q
戴院长，感谢您接受比较中的政治研究的专访。据我们了解，您对政治学、管理学与国际政治都颇有研究，当下国内擅长政治学、管理学与国际政治等多种学科的学者屈指可数，我们想请问您是怎样做到在多个领域都有所建树的呢？又是什么原因或契机让您潜心于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之中？时至今日，您又是怎样带领整个学院政治学发展的呢？
A
我们要先纠正一点，国内有一批做跨领域研究的学者，都在相关领域做出了贡献。以上几个学科，有内在的统一性。国际政治学，我们理解为研究国际社会中各种政治力量的一种关系的学问；管理学，实际上我们讲的是与政治学相关的政府管理和公共管理。政治学，实际上是这几个学科的基础，只要把政治学理论和学理弄明白了，之后选择一个方面或几个领域进行研究，其内在的学理和性质都可以打通。这种相通性就呈现为一种比较性，正因为如此，我也一直强调要做比较政治。
所有的大学者，比如马克思·韦伯、弗朗西斯·福山、巴林顿·摩尔这些学者都有国际化的眼光，在学术上扎根极深，视野开阔才能把很多问题讲透彻，因此我们强调要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学习。比较政治学从历史的纵深来说，强调从古到今的比较，东西方之间的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从大的方面讲，一个问题我们要了解它的根源在哪里，特点在哪里，性质与其他事物有什么不同，从小的学科和专业上来讲，我们要重视在比较中进行研究。
对于贸大这所国际化的学校来说，我们的政治学学科就更加重视把中国和整个世界对比着来研究分析进而产出一些结论，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把中国放在全世界的背景之下，找出还存在哪些不足以及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这也是我自己在学术上的追求。最早我更多地研究国内问题的相关理论和概念，后来做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更意识到我们需要广阔的视野，从世界的角度看待很多问题并进行比较，这会为我们研究国际政治、全球治理、外交等创造前提。这么多年来带着大家带领学院在发展，带领学科在发展，不断推动我们团队的建设。
通过十几年的努力，贸大的国际关系学院，成为了学界的一匹黑马，学科评估结果也一次比一次好。贸大虽然不大，但是我们既有比较实用的国际经济、法学、金融、商学等，又有宏观的政治学等，无论竞争多么激烈，贸大有了这些学科支撑，就不会落后于别人，这也是关键。
Q
戴院长，谈及比较政治学，您曾在课堂上谈到国家是政治中的基本行动单位，安全又是一个国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内容博大精深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您认为我国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应对新时代国家安全挑战，在当前全球性威胁频发的国际形势下有哪些显著优势呢？
A
从古到今，政治学不是纯粹的个人兴趣和爱好，它是门治国安邦的学问，一直传承到现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的为何发展得好，有的为什么发展程度很低；为什么有的国家濒临崩溃，有的国家长期兴盛，有的社会连基本秩序都维持不了，有的社会却欣欣向荣。这里面都充满了学问，这个学问就是政治学。
国家是一个领土之上垄断了强制权力使用的组织，国家仍然是享有最高权力的主权者。我们过去讲政治学就是国家学，这样的国家学实际上就是研究国家内在的性质和规律，它的活动有什么特点，怎么把国家给治理好。当然现在有超国家行为体和一些组织的存在，但国家仍然是任何一种力量，任何一些别的组织所不能比的，就在于它是有有着最高的主权性，掌握着共同体内部最高的权力。所以国家组织的好坏，国家的权力结构，国家组织的形式，这些都决定了国家将来如何发展，通过什么形式来得到发展。
全球化竞争中各国的比较。实际上就是对国家能力进行比较，国家安全生存是最主要的、最基础的价值，它是前置在发展之前的基础性的问题。国家如何来获得安全和稳定，这也是我们政治学或者说现在讲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即国家安全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10年前习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一般说，安全问题一直受到各国重视，但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创新，是对以前所有安全理论的超越。比如西方在安全领域中，首先追求的是本国的绝对安全，好像别的国家的安全就是自身的不安全，把安全看得就特别绝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但重视自身的安全，还讲共同安全，强调运用系统辩证的思维来看待国家安全，把国家安全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这是西方理论所没有的。
我们现在讲构建中国自主的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国家安全观就是这样一个突破。这是对西方理论片面性和狭隘性的超越，或者说是对孤立看待安全问题的一种超越，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能够成为我们处理安全问题的指南，是我们根本的遵循。
Q
戴院长，比较政治学研究始终面临着知识有效性与理论滞后性的挑战。它的优势往往在于解释过去，而非预测或指引未来。您认为这种割裂是不可弥合的吗，二者之间的矛盾又该如何协调呢？
A
实际上，对于社会科学来说，预测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最根本的任务是要揭示问题的本质。
理论的形成源于经验，理论创新常常来自历史的演进，这也解释了理论滞后性与知识有效性的问题。社会科学的核心不在于精准的预测，而在于揭示规律性，并给人以启发、给人以思考。
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对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所形成的理论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入地认识问题，把握未来的方向和事物发展的趋势。即是说，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帮助人们认识问题的整体态势和发展趋势。把握事物内在发展经验以后，才能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推演。
因此理论的滞后是必然的，因为它是基于历史和经验的总结，而这些经验往往又不会立刻完全地展现出来。但理论同样也具有超前性，因为它可以指导我们去把握未来历史的发展方向。
Q
感谢戴院长的回答。比较政治学视域下的“民主发展”研究领域以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为分界点被划分为“政治发展”和“民主化”两个阶段。您曾经提出为确保学术发展的延续性，比较政治学研究应进一步注意在“政治发展”理论范式与“民主化”理论范式之间建立联系，当前两者处于分裂化研究状态，前者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等方面的理论命题与后者在区域研究理论命题之间没有任何明显关联，在您看来，应如何加强二者之间的联系呢，民主化区域研究又应如何在新、老民主国家的研究之间建立联系并探讨独特的民主化发展路径呢？
A
这篇论文研究的是比较政治学的问题，将民主化和政治发展分隔开来认识，但实际上两者又是密不可分的。亨廷顿等人提出比较政治中的政治发展问题，特别关注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的分化和发展，民主化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西方政治学以西方标准衡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程度，导致其他地区无法满足西方的民主化期待，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比较政治学不能盲目跟随西方标准，因为民主化本身包含在发展中。西方对民主化的研究就是期待其他国家和地区像西方一样实现自由民主，但显然这种方法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是不能解释其他地区和国家民主化经验和发展形式的。进而，西方将政治发展问题局限于民主化，抛弃了比较政治或政治发展中的其他概念和理论，不利于比较政治学的发展。
为了推动比较政治学的发展，需要拓展视野，客观地看待每个国家和地区的问题，要将其与世界政治、世界经济整体历史发展联系起来，选择一些命题进行研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非常好的比较政治领域的话题和学术命题。全世界范围内各国都在寻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可以比较各国的发展情况，以及应该如何进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外国需要学习中国的经验，如非洲、拉美和东南亚的国家都在借鉴中国的一些思路。
中国学者需要将这些经验放在比较视野中进行研究。越南在1986年开始学习中国经验，进行是革新开放，使得越南在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相对稳定，政治改革初见成效。这说明我们应该将许多过去未纳入比较范畴的内容纳入我们的研究中来。例如，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一个比较政治学的命题。除了研究中国现代化本身，我们还应该放眼全球的现代化进程，比较各国在现代化方面的做法和效果。
比较政治研究可以拓展的领域很多，通过比较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历史，中国也能更清晰地认识自身情况。如果我们对自身情况了解透彻，再观察其他国家和地区，就能更好地理解各方的需求和应该努力的方向。例如，金砖国家如俄罗斯、南非等，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和挑战。如果没有全球视野和历史高度，很多问题是难以解释清楚的，这正是比较政治学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比较政治学，让它涵盖更多的研究主题和问题，以推动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进而推动整个政治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
虽然各学科有各自的专业领域，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有实际上着相通之处。例如，罗尔斯的《正义论》不仅研究政治学的学者在看，研究伦理学、哲学、法学的人也都在看。社会科学从起源来说，具有整体性和贯通性，后来为了深化研究，才被划分为不同学科。
大学问家们一般可以贯通学科，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因此，我们需要努力向一些大学问家学习，要有更高的学术追求，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学术体系构建做出真正有创造性的贡献。
Q
目前，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引领下，学界已经形成了“中国政治”研究学派，但围绕比较视野的政治研究仍需更具有世界眼光的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在此基础之上，该类研究也面临着引介研究多、原创研究少的状况，您认为，当下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面临哪些发展机遇与挑战呢？
A
这个跟我上述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要有大楼，更要有大师。而大师的产生有着自己的规律，并不是偶然的，当然需要多方面的学术资源支持和几代人的持续努力，最终一些学科领域的智慧和经验集中体现在一个人和一批人的身上，这个时候我们说才可能会有自己重要理论发现和创新。
所以社会科学过去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研究不够深入、缺少全球视野、缺少比较研究，也缺少对理论的深度挖掘。贸大的学者们长期致力于比较政治经济的研究，这样一门学问就需要中西贯通。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我们不能不去研究外国问题，在研究外国问题与国际关系时，也得有中国的关怀。
比较政治学想要做好，第一需要全体学者群体的努力，第二我们更要寄希望青年学者群体，包括你们学生。我们需要向一些大学者学习，比如马克斯·韦伯、巴林顿·摩尔、米格代尔、亨廷顿、福山等，他们的整个知识体系，不是局限于某个点上，只要是有助于解决问题的经验和材料都会含括在他们的研究里面。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积累起来的深厚知识，包括研究方法就完全被调动起来，这样他们最终形成了重大理论发现。拥有多方面才能的学者，不仅仅在一个点或一个领域上，而是站在更高的一个层次，做全景式的研究，不但会带来重大的理论和学术的创新，也会带来新的研究方向以及研究的总体变化。
我们需要期待，也需要努力。像韦伯那样的大师，作为欧洲人，他对中国的宗教、包括儒教、道教都研究得十分清楚，在讲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他不但能够讲欧洲的资本主义，还能讲中国的资本主义。他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明清之际市场经济已经那么发达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最后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产生，而在欧洲产生？从韦伯这里可以看到，如果不具备深厚的广阔的知识积淀，就不可能提出重大的创见来，也不可能给人那么大的启发。
我们要学习别人的一些优秀的东西，比较政治学就得打开自己的视野，不但要研究政治本身，而且要研究政治背后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也就是说不能仅仅局限于比如说比较政治这个名字所涵盖的内容，而是要把它拓展开来，深化进去。这样，通过比较方法恰当的运用，通过知识的积累和学术的探索，我们将来肯定也会出现世界性的学问大师。
〇 采编：李佳 杨晔 杨雨轩 叶汀
〇 访谈：李佳 杨雨轩
〇 审校：聂凯巍 大兰